彩礼到底是给谁的?南方和北方的彩礼是一回事吗（彩礼到底是给谁的?南方和北方的彩礼是一回事吗为什么）
澎湃新闻 王芊霓 实习生 王一凡
婆媳相处：这好像在中国家庭里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而一个好妈妈，好媳妇影响着一家三代的幸福，左养右学教育赖颂强建议每一个妈妈都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这样不仅让老公好过，更为孩子做到一个尽孝的榜样。
“天价彩礼致贫”、“一谈彩礼就崩”、“北上广不相信彩礼”等等——最近关于彩礼有很多新闻和讨论。
不过我们发现，在社交媒体讨论“彩礼”的时候，大家可能讨论的不是一回事儿，比如，在你所在的地区，彩礼是给女方父母还是给新婚家庭？彩礼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农村和城市的彩礼重要程度又为什么不同？
在讨论之前，实地调研结果可能更为重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永萍的研究领域是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曾在南北方数个农村进行长期的调研和访谈，曾发表关于彩礼和嫁妆的论文数篇。
我们和李永萍聊了聊彩礼相关的问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永萍
北方彩礼给新婚小家庭，南方给女方父母
澎湃新闻：怎么给彩礼定性呢？有的定义是给女方家庭的一个赔偿，也有说法是给小夫妻新家庭的资助？
李永萍：有婚姻补偿和婚姻资助这两种说法。从我们调研来看，南北差异比较大。在南方宗族性村庄，比如在广东清远，彩礼仍然被认为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在江西，当地的农民把彩礼叫做奶浆钱和育生钱，从这种叫法也可以看得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补偿。
在北方农村，主要是在华北农村比如河南，彩礼主要是给新婚小家庭的。但在结婚之前，专门有一个给彩礼的仪式，名义上仍然是给女方父母，但是女方父母通常都会在女儿出嫁时把彩礼全部给女儿。
澎湃新闻：南北方彩礼的差异还有哪些？
李永萍：除了北方的彩礼更多地给了新婚小家庭，南方更多地给了女方父母，还有一个不同是北方彩礼偏高，华北农村的彩礼比较高，这几年基本上是在15~20万元。你想如果彩礼额度到了十几万，父母还都不给女儿，这也说不过去。
在南方农村，彩礼普遍其实不高的，一般都不会超过5万块，大部分都是两三万，仪式性和象征性的意味会更浓一些。甚至南方有的地方没有彩礼的说法，在四川，湖北恩施、宜昌这些地方，给不给彩礼都可以。
澎湃新闻：为什么南北方的彩礼会有很大差距呢？是怎么形成的呢？
李永萍：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方家庭之间的代际责任是很强的，如果一个北方家庭的男生没有娶到媳妇，他的父母是很丢面子的，父母会被认为是没有能力让儿子娶到媳妇的，是自己的原因；但南方农村会觉得主要是儿子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娶不到媳妇能怪父母吗？这也是南北方父母对于人生任务安排的区别，也是文化对彩礼的影响。
澎湃新闻：南北方内部不同家庭之间的彩礼差距大吗？
李永萍：同一个地区内部阶层差异没有区域差异那么大。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男方经济条件的好与坏，它确实会影响到女方要彩礼的额度，比如说在北方农村就会出现一个现象：男方家庭如果经济条件越好，或者男方的综合素质比较强一点，女方可能在要彩礼的时候，反而会少要一点。
如果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反而会要的更多一些。女方会觉得，如果你在结婚的时候都拿不出高彩礼，我以后就更没有保障了。
澎湃新闻：如果我们把彩礼、嫁妆看成是对小家庭的一个启动资金，或者是叫财产的提前分配，那拿出来帮孩子买房或是付首付的钱，这个也是财产的提前再分配？这两者如何区别看待？
李永萍：结婚的成本包括彩礼、嫁妆、以及房子等等，但我们说的彩礼更强调“礼”，没有包括这个房子首付。嫁妆是女方父母给到女儿的。有的地方认为把彩礼返还给女儿或小家庭就算是嫁妆了，有的地方觉得女方父母需要额外给一些物资或者金钱才算是嫁妆。
澎湃新闻：那能说把彩礼给小家庭比给到女方父母更进步吗？ 这个进步我的意思是在性别平等方面？
李永萍：我觉得也不能说更进步，或者说更传统，都是在当地的区域文化中形成的，比如在北方农村，大家觉得彩礼就是应该给女儿的，如果你不给的话，别人会觉得你是卖女儿，在当地就会有这种舆论。但是在南方农村，在大家就觉得这个钱应该给女方父母的，很难说哪个更进步一些或更现代。
其实北方农村以前也是给女方父母的，但后来慢慢演变到给女儿的小家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人民视觉资料图
要彩礼和追求男女平等并不矛盾
澎湃新闻：高价彩礼存在的结构性原因是？
李永萍：最主要的还是性别结构的失衡。确实在婚姻市场上，现在男性资源是比较多，女性资源是比较稀缺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在北方农村，性别比失衡会更严重一些。比如在陕西一些地方，男孩偏好比较重，上个世纪还有“溺女婴”的事情。现在的适婚青年，比如现在的90后一群人，他们的性别比失衡更严重。
另外，北方农村的通婚圈是比较封闭的，他们对本地婚姻的偏好会更强，男的都要在本地找女孩子，但本地女孩可能出去打工了，有可能就嫁到外地，刚刚讲到女生本来就少，又向外流动走了，本地男生就更难找了，所以女方在婚姻方面的要价能力就比较强。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彩礼金额和女性地位的关系？有关系吗？
李永萍：女性地位提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当然在不同地方的强弱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四川这些地方，女性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更高的。
但女性地位提升和高彩礼没有相关性，我们需要把女性地位提升和彩礼的性质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全国的女性地位都在提升，那为什么就只是在一些地方彩礼高？
比如在北方农村，彩礼最终是给到女儿的，女性地位提高了，她也会为她自己争取高彩礼，这个时候女方父母在婚姻市场上去要高彩礼的话，也不会被别人说他是卖女儿，因为这个钱又不是给到父母的。
但在南方农村就不一样了，彩礼仍然是给到女方父母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女性地位提升反而导致少要彩礼。因为只有少要彩礼，才会表明自己更看重女儿这个人，而不是看重对“卖女儿”的补偿。
澎湃新闻：有人说女性收彩礼还是把女性当成商品资源，是对男权社会的妥协，不利于男女平等。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作为女生自身，该要彩礼吗？
李永萍：我认为还是要看各个地方对彩礼的看法，比如在南方农村，如果要高彩礼但又不把彩礼钱给到女儿，可能就是一种“卖女儿”，是把女儿当成商品资源的行为。但在北方，因为这个钱是给到女儿的，父母收彩礼一方面是为女儿，一方面也是为小家庭。
澎湃新闻：这个就在伦理道德上是更好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
李永萍：该不该要彩礼或者要多少彩礼，要结合各个地方的风俗来看。有的地方就是有彩礼这种仪式性的规定。彩礼是可以作为婚姻缔结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仪式，给一两万或者给几千。并不是说彩礼完全不能给，要结合双方家庭的经济情况。
我觉得要彩礼和男女平等之间是没有相关性更没有因果性的，不一定说他要了高彩礼，婚后就地位一定高；或者不要彩礼，才能证明自己很独立。
2020年9月26日，参加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零彩礼集体婚礼的20对新人步入婚礼现场。人民视觉 资料图
农村婆媳关系“颠倒”，年轻媳妇占据主导
澎湃新闻：你在调研中发现女性在基层或者是在农村的环境里面，整体上他们是受到一个结构性的压迫吗？我理解结构性的压迫的意思是，女方要承担生育，包括嫁到男方家之后，是不是要服从长辈？同时很多家务劳动的重担也是落在女性身上的。
李永萍：如果你去农村调研之后，就可以知道现在媳妇的地位都是很高的。现在婆媳关系里面都是年轻媳妇占主导的，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
我们调研的时候，很多中老年一代就会提到说现在都是什么“婆媳颠倒颠”。婆婆成了媳妇，媳妇反倒成了婆婆。我们会通过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在这种婆媳关系怎么相处，或日常的家务怎么分担，我觉得跟以前相比已经大大扭转了，现在农村年轻女性在家庭里面是很有地位的。
当然也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比如说在宗族性比较强的地方，女性的地位相对来说比别的区域会低一点，但如果相比较于过去，它仍然是有很大提高，所以整体来看，现在农村里面年轻媳妇地位是比较高的。
澎湃新闻：这个挺令我意外的，我的一些朋友也是知识女性吧，但是婆婆没有那么容易让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力，儿媳妇还是要讨好婆婆的。所以我会很意外听到在河南的农村，已经是完全权力的颠倒。
李永萍：这个不是说媳妇地位提升了，她在家里面就是皇上了，说一不二了，只是说她在家里面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了。比如 “教养分离”，你会发现大部分虽然是婆婆带小孩，但是婆婆带孙子孙女主要负责她的“养”，婆婆主要是一个辅助的人，相当于是做事情，就是你帮我带小孩，但是在“教”的方面，比如说小孩的学习，包括辅食这些方面的决策权时，大部分还是年轻人主导。
所以可能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包括你讲到“讨好”，我认为婆媳之间，相互之间都要去讨好，都要想怎么样更好地相处。
我们在农村访谈也是一样，婆婆也会讲到媳妇怎么对她好，给她买东西，生日的时候发红包或者怎么对她亲密，然后婆婆也会去讨好媳妇。它更多是一种更加平等的，相互之间都有话语权的，然后媳妇更占主导地位一些，特别是在家庭经济、家庭事务决策上。如果说从代际来看，年轻小家庭的话语权力更大一些，父母的话语权慢慢地会变弱一些，都是相对的概念。
澎湃新闻：你想强调一个历史的变化。
李永萍：对。就看跟什么时候比了。我们都知道以前女性受到的压迫大概是什么样子，现在婆婆的权力是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这个变化还是有的。
另外，你的生活圈和农村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个差异，比如说你们的长辈都是城市家庭的，也是在同时代的人中受教育比较高一点的，而整体来说，农村的中老年一代婆婆受教育程度低一些，她们的话语权也没有年轻儿媳妇那么高了。
澎湃新闻：婚姻法在2011年也有一个变化，举例子说，房子如果是男方婚前的财产，如果离婚的话，女方相当于要净身出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看的话，彩礼能否理解为给女方的一个提前的保障？
李永萍：在北方农村要高彩礼，女方父母就是这样的想法，在结婚的时候能够尽量多要一点，包括女儿她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万一婚姻有任何风险，有一部分钱是可以用来保障女方的生活的。
澎湃新闻：2019年，农业农村部也批评过农村彩礼，提倡“移风易俗”，您怎么看？
李永萍：官方批评彩礼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彩礼过分高额了，有很多农村的男性被迫打光棍，这个时候家庭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但移风易俗还是很难的，行政很难介入和干预我们的私人生活，它可能很想去改变，但这种倡导能不能发挥作用还是需要整个地方的风俗文化有变化才行。
（实习生张可玟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