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鲍之交
管仲,字夷吾,颖上人,年轻时和鲍叔牙时有交往,两人曾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县)做生意,管仲贫困,每每占小便宜,飽叔牙知道他家有老母需要赡养,因此并不和他计较,也从未将实情点破。
后来,两人各奔前程了,鲍叔牙追随公子小白,管仲则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继位为齐国国君,鲍叔牙就荐举管仲代替自己。管仲被重用后,就大履博图,齐国日趋强大,齐桓公也因此称霸于诸侯间,九合诸侯,号令天下。
管仲曾经评论鲍叔牙道:“我以前贫困潦倒,和鲍叔牙做生意时,每每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是贪得无厌,而是由于穷困;我曾经落魄异常,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是愚蠢,而是运气不好;我曾三度入仕为官,三度遭到国君的放逐,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是无能,而是时机未到;我曾经三战三逃,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是胆怯,而是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遭受挫败,召忽从容赴死,我却忍辱偷生、甘愿被囚禁,鲍叔牙并不以为我是贪生怕死,而是由于不拘泥小节,一展宏图,留有后名。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
鲍叔牙推荐管仲当相国后,职位在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受到尊重享受俸禄,其中有十多代享有封地当大夫的,许多是他的子孙,但是,天下很少有人称道管仲之才而常称道鲍叔牙有荐人之明。
春秋首霸
管仲认为,治国之本,在于“顺民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主张在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使民富裕的基础上,采取若干巧妙的财政措施,使国库充实。富民政策一可以带来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二对社会秩序的安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主张建立起从中央到基层的严密的行政军事组织与官僚机构,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和官吏考绩制度,使全民绝对服从政令、军令的机制,以及建立起一支最强大的常备军。凭借富国和强兵的实力,打出“尊王攘夷”旗号,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就足以称霸于天下。这就是管仲为齐桓公称霸设计的富国强兵方案。
管仲认为,“顺民心”就是顺从民众求逸乐、富贵、安全、繁衍后代等四方面需求。其中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是丰衣足食。管仲有一句千古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民富了,国富、政安、兵强、霸业这四方面都有了前提。因此他的改革切中要害,实事求是地从富民入手。
管仲的富民政策,以及相伴的富国政策,在为民众富裕和官府财政收入方面建立相应的机制。第一,建立封建农业税制的“按地的瘠肥程度征税”制度;第二,实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第三,建立使职业世袭化以提高生产技能的“四民分业”制度;第四,运用以价格和货币流通量控制生产,消费,财政收人,外贸的“轻重权衡之术”;第五,建立以大力发展盐铁业和盐铁官府统购统销增加民间和财政收人的“官山海”政策和制度;第六,鼓励对外贸易和对外商业战争的政策等。
管仲对外贸易的鼓励措施有五项:第一,实施优惠的关税政策,鼓励商品进出口;第二,运用外交手段,保护进出口业;第三,以免费提供膳食的办法,吸引外商;第四,开展转口贸易;第五,灵活控制国内外市场,进行有利于齐国的国际商战,达到称霸目的。这些都不乏为当年从商的经验所得。
齐国除了自己把食盐远贩于内地各国外,还做转口生意。“有海之口,售盐于吾国,釜五十受,而官出之以百”。一釜(合今四升八合)盐进价五十钱,加倍转手倒卖,牟取暴利。
管仲的“外贸经”是灵活多变的。某商品国外便宜时,齐国就提高国内市场价,以吸引其流人;需要向外国推销某商品时,就改用“天下高,我下”的办法,吸引外商前来购买。
管仲还采用迫使敌国只能发展单一经济的办法,征服它们。例如鲁、梁二国素产一种厚实的丝织品绨,管仲便教齐桓公穿上绑衣,并令群臣仿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绨衣成了齐人的时尚装束,需求量猛增。管仲遂许诺鲁、梁商人以千匹绵换金(青铜)三百斤,使两国举国弃农织缔。然后管仲又教桓公换上帛衣,齐国上下又改而流行帛衣,鲁、梁的绵顿时滞销,陷于饥荒。饥民纷纷流人齐国就食,鲁,梁只好向齐称臣。用同样的手段,管仲还造成莱、莒两国木材积压,粮价飞涨至齐国的二十七倍,其民也多归齐。
管仲在外贸方面的一般原则是,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不使齐国的财富外流,而千方百计让外汇流入。
在国内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管仲也以国家所操纵的价格为调控手段。目的跟外贸时不同,不是坑算,而是理顺。用控制货币流通量来影响市场价格,以购销粮食去调节其它商品价格,这就是他的“权衡之术”。他说:“谷轻而万物重,谷重则万物轻;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如果政府能够操纵粮食、钱币的价值份额则江山肯定稳固也”。他还说,调节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关系,必须把握市场变化的准确时机,即必须“乘时进退”。所以,管仲把铸币权和货币发行权牢牢地掌握在官府手中,并设立“轻重九府”机构,调控国内外商品生产和流通。《史记》说他“贵轻重,慎权衡”即缘于此。
对于富商大贾的迅猛发展,有可能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对君权构成威胁的。管仲对他们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就是用提高粮价的方法,使他们经营的其它商品实际贬值,利润减少。
管仲除了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制度外,还教齐桓公以刑赏为手段使臣民效命,进一步强化了君权。
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不足问题,管仲革除商周以来一律肉刑的制度,实行用武器裝备赎罪的规定。一副犀甲加一支戟,就可以赎死罪。一副革盾加一支戟,就可以赎肉刑之罪。一定量的铜铁,就可以赎五刑外的小罪。并规定凡打官司,必须先交纳十二支箭作为诉讼费。于是,齐军“甲兵大足”。这一制度的受惠者,当然,仅限于少数具有经济或超经济优势的贵族,官吏、奴隶主和富商等。
管仲为了提高统治机构的威信和效率,实行“察能授官”和各级官员举荐举能责任制,规定不论出身,只要聪明好学,孝友义行、武艺出众者,均可被选用,并以刑罚强令各级官员如实举报人才和不孝不友、横暴乡里,违抗官府者。这样就形成了“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和“故民皆勉为善”的良好局面和风尚。
管仲还建立对官吏进行考绩的“三选”制,多少防止了官员的舞弊堕落,规定每年各级长官必须推荐有政绩的下属官员。齐桓公亲自考察这些被推荐者,再让他们回岗位进一步测评,其中佼佼者,拔为上卿佐吏。这种“三选制”,是后代官吏考绩制度的标准。
管仲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的改革,使齐桓公凭借齐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巧妙的外交策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晏子的故事
管仲死后,齐国仍然遵循管仲制定的政策,使齐国强于诸国之上。一百多年后,齐国又出了个晏子。
晏平名仲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曾辅助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因为奉行节俭,言行一致备受齐国人尊敬。晏婴担当齐国宰相后,每顿饭不吃两道肉菜,妻妾从不穿贵重的锦服。他在朝廷上,国君和他说话时,都正言以对;国君不与他说话时,就端正往视。国家有道时,他就顺从国君的命令办事;国家无道的时候,他就权衡国君的命令当行则行不当行就变通行事。正因为他这样做,使齐国在灵公、庄公,景公三代时在诸侯各国中名望很高。
有个叫越石父的,德行高尚,不知怎么却触犯了刑法,被抓去服劳役,晏要有一次出行时,在路上遇到了他,便解下了一匹驾车的好马把他赎出来,又用车子把他载回家。分手时晏婴没有向他打招呼就走了。过了一些时候,越石父提出要和晏婴绝交。晏婴听了十分吃惊,便询问个中缘由,越石父说:“当君子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委屈,而在知己面前则会扬眉吐气。当我被囚禁的时候,那些人当然不了解我。但你既然救我出来,应该是了解我的了。但你既然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让我被关起来。”晏婴一听马上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便把他待为上宾。
晏子在齐国当宰相,有一次外出,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她的丈夫。她丈夫坐在围有大盖顶的车上,赶着四匹马,意气扬扬,很是得意。等到车夫回家,妻子提出要离开他。丈夫问为什么?妻子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而身为齐国宰相,名显诸侯。今天我看到他外出时,心情深沉谦恭,总觉得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你身长八尺,只是为人当车夫,然而看你的样子像是谁也比不上似的。我就因为这才要离开你。”从此以后,车夫改变了以往的性格,深沉稳重多了。晏子觉得奇怪而询间原因,车夫对晏子说了实话。晏子便向齐王推荐车夫做了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