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笔者认为黄帝对应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的开创者,时代大致在距今4900——4800年前。然而这个时代的文字以及其后夏代甚至早商时期,除了个别的零星材料,并未有像殷商十万片甲骨那样的大量发现。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时代最早而成体系的文字,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金文。这难免给人们造成一种汉字起源自殷商甲骨金文的认识。那么殷商使用的这种文字是当时的突然发明,一次性成批量造出几千个字?还是继承了夏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字形,又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很多新字,才形成了多达4000多字的局面?本文以殷商甲骨金文中的“父”字为例进行探讨,证明以“父”字为代表的一批字,产生时代远远早于殷商,可能早至五六千年前。
商周金文“父”字,右手握持的到底是什么?
“父”字,就目前的材料看,从殷商甲骨金文开始,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秦代的小篆甚至汉初的隶书里,都保持了一致的字形。直到汉隶甚至三国楷书里,才形成当今的字形。直观地看,“父”字似乎是“八+乂”的上下结构,然后有人可能就开始一通胡乱解释,这就是典型的以今拟古。要分析一个汉字的结构和涵义,一定要追本溯源从最初的字形着手研究。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父”字,是在殷商甲骨金文里。殷商甲骨金文是清朝末年才发现确认的,所以在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里是没有殷商甲骨金文的。该书以小篆为对象进行编排和解释,当然也收录了一些“古文”和“籀文”,分别是战国东方六国的文字和秦国使用的大篆。许慎认为的“古文”也不甚古,六国文字大多是战国时候突击创造的,也有简化的性质,而籀文是西周改造了前代文字而来,总之,这两种文字已经与殷商文字的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了。
所以,许慎《说文解字》与殷商文字是绝缘的。当然不排除一些“字坚强”,千百年来保持了几乎一致的字形。所以许慎根据小篆解释这些字,也与殷商甲骨金文的本义符合。今人要研究古文字,大多从《说文》入门,以之为敲门砖,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不能完全相信《说文》,必须要验以商周甲骨金文甚至出土文献、文物等时代更早的材料。
《说文》从小篆字形出发,将“父”字解释为手持棍棒教育子女,好像俗话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从殷商文字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攴”即“攵”才是手持树枝或鞭子进行教育,如教、牧、敲等字,管教的涵义是明确的。这样就是认为父、攴同源了。但这样的解释不免让人生疑。为什么要造两个涵义相同的字呢?
比如郭沫若即根据殷商和西周的金文字形,认“父”字里手握的是斧头而非棍棒。也就是说“斧”是“父”的分化衍生,“父”是“斧”本字,与“攵”无关。郭沫若这种观点显然更为合理。甲骨文因为是刻写,采用了抽象的笔画,而金文多在预制陶范的软泥上书写,因而刻画得形象生动,反映了真相。让我们知道“父”字里,手握的是更短的手斧,而不像“攴”字那样手握细长的棍棒。因为毕竟许慎没有见过更早期的材料,只是根据较晚的小篆字形进行推测,错误在所难免。
更何况殷商还有形近的“尹”字,也是右手握持杆状,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毛笔,等等。
甲骨文因为材质较硬,刻画不易,因而没有能够像金文那样进行形象生动的描画,只是抽象的笔画。所以也不能仅仅依靠甲骨文字形来简单进行判断。好在有同期的金文、陶文等其他介质上的字形作为参照,让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进行认识。
所以我们确信,“父”是会意字,又+斧形,会握斧之意,即指家庭主要捍卫者及劳动力也就是男主人,父亲。殷商甲骨金文里,“父”仅指父亲、父辈,其本义已经由分化衍生字“斧”代替。
“斧”字的出现,“斤”字又是前提。殷商文字里有“斤”,还有析、斫、斩、断等等以斤为偏旁的字。
斤,是象形字,象带柄的斧子。此字初文见于商代甲骨文,产生时间也可能更早。后来将通用的斧头作为重量单位的标准,即一斤,最初应来自一个斧头的重量。由此推测斤与斧的区别,可能斤是单手握持的短柄小斧子,钺是长柄的双手握持的大斧,斧是统称或者特指中型斧子。
我们接着前面郭沫若的思路。郭沫若只是说“父”不是手持棍棒而是手握斧头,可是他没有注意到,殷商时期已经普遍使用有柄的斤、斧,也有相应文字。可见,“父”这个字,产生在这种手斧使用的时代,而不可能是殷商时期。殷商不过继承了这个字形词义继续使用罢了。好了,不是殷商时代的人创造了“父”字,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创造了“父”字呢?
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制造和使用斧子的历史。
人类最初使用的斧头,就是没有柄的,直接用手握持。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砍砸器,就功用讲相当于最早的斧。
后来出现了著名的阿舍利手斧,新近发现的十几万年前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即发现了这种器物。
新石器时代的手斧形状规整锋利然而无孔无柄,显然是磨制的,而非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粗糙手斧。商周金文里的“父”字,手里握的就是这种磨制手斧,说明这个字不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而是新石器时代的发明。也说明它还没有钻孔也没有装柄。商周金文里的“父”字,就是这个时代留在汉字里的烙印,汇入中华文化的血脉。
斤、斧即带柄斧子实物的出现,钻孔技术是前提。我国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斤斧,大多是石制,也有玉制,陶制应为陪葬品,就是特殊用途的工艺品,并非实用器。其形制与后代不同,后代的斧子柄孔与刃平行。当时的柄孔与刃成异面垂直关系,柄并不像后代一样直接插入孔内装好,这个孔是用来穿绳的,柄则在斧背上方或者夹住斧头,靠绳索将斧头与斧柄固定在一起。为什么不将木柄直接插入斧孔,主要是因为石、玉这些材质易碎,很容易损坏。
钻孔装柄的“斤”的出现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我们来看到底是在什么时代,钻孔有柄的斧子取代了无孔无柄的手斧。
考古发现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的带柄穿孔红陶斧,虽非实用只是一个模型,却可以把“斤”取代手斧的年代确定在不晚于距今60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
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出土了鹳鱼石斧彩陶缸,其图案被誉为“中国绘画鼻祖”,时代距今也是6000年前。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出土了钻孔玉钺,钺是有了“金”之后即青铜时代才可能有的概念和字形,因而建议用“戉”或“斧”。时代距今6000——5300年前。
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双孔石斧,时代距今约6000年前
西安半坡遗址也出土了钻孔石斧,说明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钻孔石斧已经普及,不钻孔的手斧显然已经被淘汰。
以上发现并非偶然,说明距今大约6000年前,钻孔带柄的石斧确实已经出现,可以想见这种创新与进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无柄无孔的手斧很快就被人们弃用淘汰。然而,商周金文保留了使用磨制手斧的宝贵历史瞬间。
莫非, “父”字产生于“斤”即带柄斧子取代手斧之前,最晚也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
时代更早的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也出土了双孔石刀,然而出土的很多石斧并未钻孔,很可能还处在使用手斧的阶段,也就是商周金文“父”字里右手握持的那个东西。
或者后来也创造性地用绳索固定在柄上,这样也就具备了“斤”的形状,也可能形成“斤”的概念,或者已经不再直接用手握了。然而不钻孔始终是难以固定的,或者只有钻孔才能固定。也就是说,“斤”字反映的,就是钻孔有柄的石斧,有柄的一定钻孔?这是一个相对有趣的问题,希望听到考古从业者的专业解释。不过既然石刀钻了两个孔,距离给更厚的石斧钻孔也不远了。毕竟,一同出土的绿松石饰品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钻孔技术。
虽然我国境内最早的钻孔技术始于旧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然而当时还在使用打制的砍斫器,钻孔仅限于小型饰品石坠和兽牙,并未有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的磨制钻孔的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
历史上,“父”字的出现必须以语言词汇上的“生父”概念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或者说没有强调这个概念,那未必会有语言上的这个词,更不用说文字上的这个字了。所以下面要简单分析一下。
“生父”概念的形成
就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父”这个概念应该在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之后出现,旧石器时代人类还是在天然洞穴群居的,比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还是群居在洞穴中。当人类学会了建筑之后,哪怕是半地穴式的房子、窝棚,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为了对抗自然和猛兽虫蛇,这些家庭很少孤立存在,大都形成部落,外围多有环壕甚至墙体等障碍以护卫,内部则有供多个家庭居住的房屋。考古发现的甘肃大地湾文化早期以及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后来的仰韶文化,大多都是这个形态。
当然,早期的母系社会时期,据说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是否形成了“父亲”这个概念,也还是个未知数。到了父系社会,这个疑问就不存在了。
“父”即生父这个概念,未必迟至父系社会才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处于父系社会的历史时期,“父”这个概念肯定是被社会接受的。母系社会的瓦解或者说逐渐消亡,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但是也不能忽视思想观念上“父”的强调,甚至可以说,正是社会对“父”这一概念的强调,才促进了社会形态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
考古发现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细石器文化,都具有母系社会的特征。
为什么会用手持石斧来会意“父亲”这个含义?因为手持石斧代表了重体力和危险性的劳动,比如砍砸或狩猎,一般由家庭成年男性承担,故而可以会意“父”这一概念。至于“母”字,就殷商甲骨金文的字形来看,是象形字,象乳房突出的哺乳女性之形。与“女”字所强调的婀娜之形不同。“男”则是会意兼形声字,指“力田”即犁田、耕作,亦从“田”取音。
考古发现说明我国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大约发生在5500年前,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及随后的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杭州湾长三角一带的良渚文化等都已经是父系社会。
之前在讨论汉字起源的时候笔者即曾表示过,始于3300年前的殷商甲骨金文十分成熟,大概有4000多个单字。虽然此前的早商甚至夏代并未发现确切文字证据,但是最初的一批应该只有几百个字,大多为笔画简单的独体字,主要是象形、指事及少量简单的会意字,多为后来汉字的部首。复杂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出现,才让单字总数大量增加,达到殷商时期的4000多字。
仰韶、大汶口时期甚至时代更早的器物上有很多刻画符号,还算不上文字。
良渚时期的刻画符号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文字。比如《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整理出刻画符号656个,符号种类超过340种,这些符号里,跟甲骨文字形接近的,目前也只发现了30多个。
结论:商周金文“父”字,不是殷商时期创造的字形,该字形最早可能产生在七八千年前使用磨制手斧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似乎不可能晚于距今约6000年前钻孔装柄石斧并取代磨制手斧的仰韶文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