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这是我国教育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党和国家把握教育发展规律、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要在思想上破除“重普轻职”的传统观念，在行动上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区分开来，特别是要把科学和技术、知识和技能区分开来，践行类型教育新理念。
深刻认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深远意义。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我们要高举“技能型社会”这面旗帜，加快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让技术技能“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
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富裕是第一位的目标，在这个目标实现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全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富裕是第一位的。但是，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只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收入分配问题。既要立足于把“蛋糕”做大，又要着眼于把“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没有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就是无源之水。特别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当前，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为此，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等。
语言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五大语系130多种语言、十大汉语方言以及难以计数的方言土语。然而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很多语言和方言正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我国在2015年已启动实施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语言资源保护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科学有效保护语言资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基础；建设语言大数据平台，为掌握语言国情、政府决策和社会应用提供服务；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独特作用；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原文链接：发掘语言宝藏的价值
用方言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统称方言文化，其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主要指用方言称说的地方名物，如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等现象；二是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民俗或艺术，包括口彩禁忌、称谓地名、娱乐游戏、婚育丧葬、祭祀信奉等方言民俗活动，以及歌谣、曲艺、戏剧、吟诵、故事传说等方言文艺活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独特的文化智慧，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保护传承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最适宜的办法是开发应用，通过研发多类型的方言文化产品，提供多种类、多方位的语言服务，满足人民群众语言生活和文化享受的需求，最终实现以应用促使用、以使用促保护、以保护促传承。
国家建设是社会革命的继续。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凸显了稳定有效的政治秩序对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即在政治秩序构建中，需要确立权威与民主良性互动的理念；避免以二元对立思维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增强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联盟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合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职能。把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形成的新鲜经验，补充进对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历史总结和反思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的理解。
一是相当一些地区村干部年龄老化、结构僵化、青黄不接，村“两委”副职及委员工资、社保未纳入财政预算。二是留守农村劳动力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不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存在内生动力不足、基础条件薄弱、培训效果不佳等问题。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用地难、用钱难、用人难“三难”和“小、散、弱”等问题，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行与农资、地租、人工等成本刚性上涨并存，导致相当部分经营主体难以为继。四是“三农”工作队伍较为薄弱，人员紧缺、知识匮乏、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等尚未形成有效服务于“三农”的长效机制。五是尽管多地出台了关于支持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政策，但由于尚存在一些制度性阻碍，导致“三乡”主体创业创新积极性不高。
面对当前实际存在问题和挑战，要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宏伟目标，任务光荣而艰巨，更加凸显出解决人才问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富裕、保障农村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前，现代化的主流话语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掌握，以至于有部分人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的不公平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构成了贫富差距的根源。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尤其是在“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转变、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体现出我们所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小康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富裕的社会，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得以实现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真正变成了现实。进入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目标的提出，对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指出的，在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与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呈现的三个宏观态势与特点，是未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依据，需引起政府社会治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一是人口总量低速增长，家庭规模更趋小型化。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1178万人，十年间增加7206万人（与前十年增量7390万人基本持平），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同时家庭规模更趋小型化，当前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二是城镇化继续前行，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群集聚。最新数据表明，2020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城镇化稳步增长，但很多流动人口依然没有城镇户口。从人口流向上看，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占比达到73.54%，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成最大“人口赢家”，人口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三是流动人口规模扩大，“人户分离”现象正在进一步加剧。最新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超出市辖区外的人户分离，包含跨省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十年间增长近七成。
除了这些宏观趋势以外，最新人口数据也表明一些微观结构的变化，例如，十年来，我国人口文化素质持续提升（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等，这些结构性变化都为我国完善人口政策、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万物和合共生有一个内在逻辑：第一，万物相关的各方尽管相互有差异甚至矛盾，但是客观上原本就具有共生性，不是人们创造了共生性。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万物负阴抱阳”的共生状态具有客观性，不是臆想的；第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为不同的各方客观上原本就存在的共生性创造实现的可能，亦即不同的相关各方获得能够和、能够和合的基本条件；第三，万物的“生”原本具有内在动力，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要在和、和合过程中（如黑格尔所述在“实现最外在、最偶然的东西与最内在的东西的直接结合”过程中），激发内在“生”的动力；第四，不同万物既以个体形式出现于世人面前，又在相互之间以相生相克、互联互通、环环相扣构成系统性、体系性结构状态。换言之，任何个体（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不仅存在于群体之中，而且存在于系统性、体系性结构状态之中；第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学理性逻辑体系，客观上植根于万物和合共生存在与变化发展结构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主观对客观的表达。
其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新格局。其二，“坚持绿色发展”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路径。其三，“坚持系统治理”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律。其四，“坚持以人为本”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立场。其五，“坚持多边主义”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向。其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原则。中国的行动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最有力的支撑。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率先宣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愿景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建设整体布局和发展规划，展现了我们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决心和魄力。我们相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所凝练的人与自然关系，所倡导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格局、路径、规律、立场，方向和原则必将伴随着中国行动而不断给予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信心和希望，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建设一个万物和谐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