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想要家庭和谐，很大的因素取决于婆媳关系是否和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处在儒家礼教初步萌芽的汉代，婆媳关系又是如何呢？
汉代建立之初，便面临到秦代遗留下来的社会与家庭问题。知名的思想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就曾严厉批评秦代时的家庭关系：“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假父耰（音同优，整地的农具）鉏（音同厨，除草的农具）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贾谊点出，当年秦孝公力排众议，放手让商鞅推动变法，迅速将秦国改造为强国，即使后来商鞅被杀，其政策仍在秦国延续下去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但商鞅变法带来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因专攻人心弱点，鼓励人们互相揭发违法言行，让家庭人伦与礼仪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秦代世风崩坏。
贾谊举例，儿子只是把锄头、扫帚借给父亲使用，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母亲只不过随意拿取瓢碗箕帚，就遭到责骂，而媳妇竟与公公坐一起给孩子喂奶！而文中的“妇姑”，说的就是婆媳，婆媳彼此看对方不顺眼，互相漫骂怒目而视。以贾谊为首的汉臣，看到“秦灭四维而不张，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但实际上秦朝共15年）而社稷为墟”。有鉴于秦朝短短十几年就灭亡，士人纷纷要求要重塑家庭关系，当时的社会已经变成父母不照顾儿女、儿子媳妇不孝顺父母、手足之间不愿谦让的情况。道德的沦丧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了改变秦代以来的社会风气，汉廷决定整合先秦时期的儒家礼仪，以此规范社会，其中特别重视媳妇与公婆之间的关系。
汉宣帝在位时，有礼学家戴德、戴圣将流传下来的《礼经》编成两个选本－《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内容皆片面强调媳妇的道德规范与应尽的义务，还要无条件地服从以达到家庭和睦，且对待公婆需“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这项要求，无论是在以婆婆为中心的汉代婆媳关系，还是期望婆媳关系如同母女一般的现代社会，都是难以做到的。
翻阅传世的汉代文献，虐待媳妇的婆婆可说是层出不穷。《后汉书．应奉传》与《搜神记》都记载了一位勘比今日戏剧里的“恶婆婆”：“后汉南康邓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婆婆），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终无怨言。”邓元义与父亲伯考前往京城，留妻子侍奉母亲。邓妻虽已非常小心地服侍婆婆，但仍被婆婆嫌弃，不仅被关在空屋，饮食还遭到限制导致身体虚弱，不过她一句怨言都没有。伯考知道这件事后，不忍媳妇继续受到虐待便将她送回娘家，后来邓妻改嫁将作大匠应华仲。之后邓元义在路上看到前妻坐朝车出门，还特地向旁人解释：“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表示前妻虽然改嫁他人，但在前段婚姻里并无任何过错，而是母亲太过严厉。
另一个恶名昭彰的婆婆，就是知名的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男主角焦仲卿的母亲。儿媳妇刘兰芝聪明、勤劳，嫁入焦家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婆婆四处刁难，逼得刘兰芝主动要求离婚，尽管焦仲卿恳求母亲改变态度，焦母仍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理由拒绝儿子，导致双双殉情的悲剧。
从这两则汉代婆媳问题导致夫妻离婚的事件，可以看到汉代的婆婆在家庭中有一定的权威，她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与维护，因此每当婆媳间发生矛盾时，最后多以牺牲媳妇的权益——休妻，来解决问题。另外，自汉武帝设立“孝廉“来任用官员后，大力推行孝道，因而对媳妇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使得有些士人仅是一点小事，便主动休掉妻子，如《二十四孝．涌泉跃鲤》的主角姜诗，与妻子庞氏一同侍奉母亲，由于姜母喜饮江水，每天都是庞氏提着桶子去汲江水给姜母。一天庞氏去汲水路上遇到大风，无法及时回到家让姜母喝到水，于是姜诗以此为由休掉庞氏。
汉代媳妇为了维持婚姻、家庭，不得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与婆婆相处，《女诫》的作者班昭，也花了不少笔墨在书中分享多年来当媳妇的心得经验谈，告诉女儿该如何与婆婆相处，以及不顺从婆婆的后果。汉代可说是儒家礼教开始逐渐成形的阶段，这一时期所订定的规范，不仅使汉代社会风气耳目一新，也对之后的朝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