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遇强邻居难相处(杨绛的邻居们怎么评价她的_)

钱钟书与杨绛

常言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君子也是人,是人总有七情六欲,忍无可忍之时,未必还能秉持“君子之道”。

听到女儿钱瑗与邻居的争吵声,杨绛急忙从屋里跑出来,恰巧看到女儿被邻居扇了一记响亮的巴掌,杨绛未作多想,上前与邻居撕扯起来。

奈何对方年轻力壮,揪着杨绛的衣领将她死死按在地上,闻声赶来的钱钟书见到妻女被人如此欺负,从门口抄起一块木板就冲了过去……

那一年杨绛62岁,钱钟书63岁。

已经花甲的年纪,打起架来自然吃亏不少,但老话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如今妻女被打,他拼了老命也要跟对方干。

钱钟书

钱钟书与邻居很快便扭打在一起,场面一度失控,若不是居委会的人闻讯赶来将双方拉开,后果实在不敢想象。

也许,这和我们印象中一代文人大家的形象相去甚远,其实对方也是一对年轻的学者夫妇,可以说,两边都是“读书人”。

到底是怎样的积怨,让一对读书人对钱瑗大打出手?又是什么样的宿仇,让这对中国文坛的传奇夫妻斯文扫地,非要与邻居大动干戈呢?

时间回溯到四年前,因工作需求,钱钟书一家三口被要求“掺沙子”,被迫和一对年轻的学者夫妇成了邻居

杨绛与钱钟书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杨绛,为人谦和,对待邻居更是像火一般热情,然而这世间的“热脸”却往往贴上“冷屁股”。

诚然,知识分子不一定素质高,有些人天生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臭德性,仿佛别人都欠了他的钱,对他的好,都是理所应当地还债似的。

钱钟书一家的邻居,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感谢也就罢了,竟还恩将仇报,处处讥讽刁难。

当时,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因不堪重压而自杀,钱钟书夫妇担心女儿知道后承受不住,所以一直隐瞒着。

 

钱瑗

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钱瑗早就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她只是不想父母为自己担心,所以一直没有戳破这个善意的谎言。

然而,有人却专门喜欢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有一次趁钱钟书夫妇不在家,邻居假装关心地问钱瑗:“怎么也不见你的丈夫回来看你?”

“……他去世了。”钱瑗的心头颤了一下,忍着悲痛说道。

任谁也不会想到,听闻钱瑗这样说,夫妻两人竟然大笑起来,那笑声尖酸刺耳,背后透着人世的苍凉,冷,冷得让人不禁发抖。

此后,每每见了钱瑗或背地里议论她时,他们都叫她“臭寡妇”,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早就知道!

 

杨绛

后来,钱瑗请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洗衣服,邻居发现后,竟想让钟点工免费把自家的衣服一并洗了,嘴上还骂骂咧咧嚷嚷着。

一边看不起,一边惦记着,这种人,最贱!

钱瑗不答应,掰扯了几句,对方就给了她一个巴掌,这才引发了这场“文人”之间的恶斗。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向稳重的钱钟书也不禁感叹:“与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就会堕落成什么样的人。”

好在不久后,钱钟书一家终于获得了搬家的批准,方才让生活回到了正轨,不过,虽然此事闹得一地鸡毛,但杨绛的心里却倍感温暖。

左起:杨绛,钱瑗,钱钟书

在杨绛看来,丈夫一生温文儒雅,极少与人口舌争执,更不要说打架,如今看着妻女被欺负,斯文、教养、风度,任凭一切他都可以不要。

他不顾身体,不顾年纪,不顾后果,向恶人大打出手,保护他的家庭,他的爱人,他的女儿,是的,他的爱一直都在。

杨绛曾在《围城》的扉页写下这样一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真没错,这世间的事可不就是这样,一入一出之间,充满了无奈,然而,钱钟书与杨绛的婚姻,却恰恰是个例外。

杨绛与钱钟书

如果你相信宿命,那么他们的爱情或许是对“缘分”最好的注解。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的名人志士,同被誉为“江南才子”,钱杨两家可谓门当户对。

早在8岁时,杨绛就曾跟随母亲拜访过钱家,只是当时的钱钟书没在家,所以二人并未见面。

如果你觉得缘分就这样错过,未免太小看了命运的安排,在经过13年的漫长等待后,清华园的春天,他们将再续前缘。

1932年,杨绛来到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寥若晨星,杨绛又是名门之后,气质更是不同凡响。

杨绛

身材婀娜,性格温婉的她,俨然成为了校园里令人瞩目的一颗明星。

与杨绛同期来到清华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正是通过这位亲戚的引荐,在清华园盛开的紫藤树下,钱钟书第一次见到了杨绛。

说起钱钟书,亦是清华园的一个传奇,三年前他以数学15分,国文和英文几乎满分的成绩,破格被清华大学外语系录取,引起一片哗然。

这样一位“奇才”,自是聪慧机智,在杨绛面前,钱钟书高谈阔论,侃侃而谈,他的幽默和才情,都令杨绛深深地迷恋。

钱钟书

当然,彼时的钱钟书不排除有“吸引”杨绛注意的嫌疑,可那又怎样?才子佳人不就该这样?况且他们本就有着对文学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有时候,一见钟情就是一种味道,一种颜色,淡淡的,浅浅的,却能在心里映出另一个世界,漫天的紫色,空气里漂浮着淡淡的花香。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任何一朵花,但是他们知道,那紫色娇艳得不可收拾,一缀缀小花荡下来,一路荡到心里,整个世界都浪漫了起来。

也许是人红是非多,之后有人告诉钱钟书,说杨绛已经有了男朋友,而杨绛也莫名其妙地听说钱钟书已经订了婚。

杨绛

如果说,这是命运对爱情的考验,那么这种考验于他们来说,简直形同虚设,不值一提,得到消息后,钱钟书马上写信给杨绛,约她见面。

二人见面后,钱钟书上来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订婚。”

“我没有男朋友。”几乎在钱钟书开口的同时,杨绛也迫不及待地说。

两句话叠在一起,一时听不清对方的话,但目光中流露出的爱意,胜过千言万语,是的,他们相爱了。

此后,“出双入对”代替了“形单影只”,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他写情诗给她,她读他的情诗,生命简单而美好。

钱钟书

转年夏天,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他拒绝了清华留校的邀请,而是选择去往上海,对于钱钟书的选择,杨绛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彼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的主任,由于年事已高,力不从心,特意将儿子召到光华大学任教。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但钱钟书与杨绛并不寂寞,他们几乎每天通信,文学本就是他们爱情的桥梁,纸短情长中溢满了恋爱的味道。

回到上海的钱钟书并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情告诉父亲,但有一次,钱父却无意中看到了杨绛寄给钱钟书的信。

钱基博

对于一个老学究来说,儿子背着家里谈恋爱有点不像话,但在看过了杨绛的信后,钱父却大加赞赏,直夸杨绛是个聪明懂事的好姑娘。

杨绛在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

这样聪慧伶俐、体贴长辈的姑娘,怎能不让钱基博刮目相看?于是,有趣的一幕出现了,钱父竟背着儿子给杨绛写了一封信。

信中不仅将这个“未过门的儿媳”一通猛夸,还把钱钟书这个做事有点莽撞的儿子,托付给了她。

 

杨绛与钱钟书

两人的恋情很快便公诸于世,杨父对于这个才华横溢的未来女婿亦是十分满意。

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能够得到家庭认可的,可谓少之又少,即使今天听上去,都令人钦羡不已。

所以,尽管后来仍要走一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过场,由钱父带着钱钟书来到杨家提亲,但也只是出于双方对“传统习俗”的尊重。

此后,两家大办酒席,为钱钟书和杨绛举办了隆重的订婚礼,订婚后,杨绛就成为了钱钟书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与很多订婚后放弃学业的女子不同,订婚仪式结束后,杨绛便返回清华继续读书,钱钟书对此非常支持。

钱钟书与杨绛

直到1935年,二人才在苏州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他们一起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

在英国,他们租了一间房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在异国他乡,过上了“炊烟袅袅”的日子。

搬到新居的第一天,杨绛因舟车劳顿睡了懒觉,一向粗枝大叶的钱钟书居然为妻子准备起了西式早餐,还用小桌板将早餐端到了床前。

尽管早餐看上去不那么“精致”,但杨绛的心里却倍感幸福,其实,爱情就是这么简单,看到对方幸福,自己便幸福起来,这就是爱。

钱钟书(左一)与杨绛(左二)

当然,生活的琐碎远不止一顿早餐这样简单,大多时候忙于家务的人还是杨绛,而她的细心周到,也能让两人在繁忙的学习中找到乐趣。

为了满足钱钟书想吃红烧肉的愿望,杨绛跑遍了周边的市场,买不到配料,就用西式的配料替代,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做出了家乡的味道。

能吃到红烧肉,钱钟书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杨绛的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每每看着丈夫的吃相,她的嘴角总是上扬的。

钱钟书与杨绛

两个人每天这样四目相对,却从不觉得日子乏味,钱钟书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妻子: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贤淑、聪慧、难得的女人!

1937年5月,他们的女儿钱瑗在英国出生,杨绛在医院坐月子的那段时间,可把钱钟书忙坏了,少了妻子的操持,家中一片狼藉。

几乎每次到医院来看望杨绛,他总是愁眉苦脸,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又闯祸了。”

今天把台灯弄坏了,明天墨水染了桌布,后天颧骨生疔了,而每一次杨绛都是微笑着说:“不要紧,有我呢。”

可以说,这六个字,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

钱钟书

抗战全面打响后,夫妇二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受邀执起了清华大学的教鞭,而杨绛则应母校的邀请,担任了上海振华女中的校长。

刚刚回国,夫妻二人又过上了“鸿雁传书”的日子,战火下的思念更加牵肠挂肚,有时候,空间和时间一样使人心慌。

为了和家人团聚,钱钟书辞去了清华的工作,来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执教,一家人才又重新团聚在一起。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围城》。

从那时起,他便立誓:“从今以后,我们一家人唯有死别,不再生离。”

杨绛与钱钟书

必须承认,除了感情的恋恋不舍外,钱钟书的生活早已离不开杨绛,她的谦和周到,无疑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的一道润滑剂。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曾带着钱钟书去拜访沈从文夫妇,主动修好两家的关系,在此之前,钱钟书曾在文章中讽刺沈从文收藏赝品。

后来,钱家与梁思成夫妇做了邻居,因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钟书便抄起木棍要为自家的猫报仇,幸得杨绛及时劝阻,此事才算作罢。

“猫是林徽因的‘宝贝’,打猫也要看主人的。”杨绛想问题,向来比钱钟书要周全。

 

林徽因

每每回想起创作《围城》的日子,杨绛对钱钟书的帮助,又岂是一句“周全”可以囊括的。

当时上海沦陷,本就生活拮据,为了完成小说,钱钟书减少了很多授课的时间,家中开支捉襟见肘,都靠杨绛一个人苦苦操持。

在《围城》的序言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是的,《围城》的问世,有杨绛一半的功劳,而厄运的到来,却被她一个人扛在了肩上。

杨绛

1997年,女儿钱瑗因脊椎癌去世,当杨绛拖着孱弱的身体,将这个噩耗告诉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时,钱钟书握着她的手,虚弱地说:

“你要好好活着。”

两年后,钱钟书离世,先走一步的人未必不是幸运的,悲痛无疑是要活着的人来扛。

这份旷世爱情,就这样淡淡地消亡,我们不想过度渲染和解读他们的爱情,在这苍凉的人世,“有过”就已经很幸运了。

除了死亡,我们也不想再提及生命中的任何厄运,过去的都过去了,剩下的日子终究是无多。

人生苦短,经得起岁月的,经不起风雨,经得起风雨的,又经不起平凡,相守的时间本就不多,哪够去回忆那些无尽的蹉跎?

短的是沉默,长的是相守,也许,爱情本就是两个人的虚度光阴,一起去消磨精致而苍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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